大学毕业后，我被分配到一家医院（90年代初，还有分配这一说），不咸不淡地干了两年。老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，所以请了半年的假，带上几件随身衣物，直奔厦门而去，目标是找一个自己想干的工作，跳出这一锅温水。之所以不直接辞职，是想留条后路。

那时是1995年，炒股热席卷全岛。我虽然不会炒股，但我是正经科班出身，药学学士，糊口肯定是没问题的，所以一开始也不是特别着急。我有个同学在厦大，我呢就在他那安下营寨，每天买上几份报纸，先拣招聘栏目看，完了再总揽一下世界全局。下午和本科生踢踢球，日子过得还挺自在。不到一星期就结识了好多热心肠的球友。毕竟他们在厦门呆的时间长了，对此地的招聘行情了解的比我透，就七嘴八舌地给我支招。按照他们的说法，我是看人下菜，量体裁衣，炮制了无数份简历。厦门那时最需要的是会计人才，哪怕只有中专学历，也能找到一个比较不错的活。

我就不同了，我在大学里学的主干课是名目繁多的各种化学和药理学，简历虽然有浮夸的成分，也还没有越出专业的范围，所以可供选择的范围主要集中在药物，生物和检验这几块。最离谱的就是到一个猪饲料公司应聘了一回技术主管，但没有成功。大致的情况是，我最想去的公司不要我，人家看上我了，我又心有不甘。就这么过去了一个月，我开始有些心慌了。毕竟钱袋渐瘪，再说面子上也挂不住。因此下定决心，是好是坏不管，先找个活干才是正经。自降身价后，第二天就应聘上了。

这是一个信息咨询公司，据老板说是隶属于在中国很有名的XX通讯社的。但我估计它只是在名义上被借用罢了。因为我们这些新近被招聘进去的人的任务是向各个企业游说，动员他们出钱在福建的几大城市的电视墙上做广告。但这个公司也绝对不能归属于皮包一类，因为我们是在厦门大学的台湾研究所接受的培训，须知这是一个保密单位。老板并无一般商人的油气，相反，他总是穿着军裤，扎的也是军用皮带。

培训时如果有人迟到早退是要大发雷霆的，说是纲纪松弛。可以这么说，我从未见到过如此威严的经理。我那时年轻，还属于普希金说的渴望奇迹的那类人。所以我有时甚至在想，该不会是在挑选秘密警察吧。当然事实最后证明，他确实是来做生意的，而我们（包括坚持到最后者）始终都是打工仔。

我们这一批招了有50人左右，培训时分成4组。由于他在招聘时不是很注重学历，所以里面什么人都有。正规科班本科出身的不会超过10人。因为事先打定注意要好好干找到的第一个工作，所以我在课堂上表现得很活跃，有问必答，他不问我就跳出来发问。一周培训过后，我成了组长，有11个部下。分组是为了避免打架，同时也能提高效率。

把厦门如同割肉一般割成东西南北四块，每组一块。我幸运地分到了老城区，里面的大企业不少，如生产鱼肝油的星鲨公司，生产新癀片的厦门中药厂。我们的工作证也不简单，抬头是XX通讯社，下面是福建分社的某某信息员，照片，印章，历历在目，看着是有那么一点意思。这个工作证我后来找工作时还用过一次，目的是向用人单位证明我是个多面手。可见当时我都有点被他给唬住了。

我先去了星鲨公司，因为它离厦门大学很近，骑车十几分钟就能到。一开始门卫不让我进，工作证也白搭。也难怪，那时我瘦，头发根根直立，怎么看怎么不像“上头”下来的人。靠着7天培训练就的勇气，我好歹说服了他。进了大门一路打听，我终于见到了“厂长办公室”几个烫金大字。我又一次出示了我的工作证，厂长看了一眼，有些不解地说：“我们厂好像也没有什么新闻吧”。看来他是把我当记者了。这下我有些底气不足了。因为，我实际上只是一个广告业务员而已。

果然，当我道出来意时，厂长的脸马上就沉了下来。他说了一句：“你们这样的业务员我见得多了，净干些拿根鸡毛当令箭的事”。他作了一个请便的手势，就自顾自地看起了文件。我当时真是悲愤交加。培训时学的那一套关于人格平等，企业理念的说词，因了这打击，全都不见踪影。我勉强挤出“再见”两个字，低头掩门而出。我觉得我和他之间确实不存在平等，我还觉得我的自尊心受了莫大的打击。我就在这一瞬间决定要辞职。事后想想，厂长其实并没有贬低我的意思。主要是当时厦门的业务员太多了，而且名堂都搞得很大，名片上印的不是区域经理，就是业务主管。一天有十几路这样人马在你眼前晃悠，叫谁也得烦。但我已经顾不了这么多了。我当天下午就向公司上交了相关的文件。老板一幅惋惜的样子。我告诉他说，做业务员要有非凡的承受力，而我没有，所以我选择了退出。

这是我的第一次求职经历。我花了一个月时间找到，然后在一分钟里决定放弃它。（作者：hjxdemail）